有什么软件可以赌钱换现金|“吕氏作乱”的真相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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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2020-01-11 16: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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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一过程,史称“诛吕安刘”。和高祖五年的全国财富大分配的目的一样,吕后此次大规模的田宅赏赐,同样也是为了换取相应政治力量的支持。这种支配力量,也是刘邦当年在“白马之盟”里予以认可的。吕后宫廷势力的正式成型,是在惠帝去世之后。吕氏家族吕台、吕产、吕禄等人驻长安南北军为将,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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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软件可以赌钱换现金,战国末年最后一代游侠的代表人物刘邦,以一种典型的游侠方式建立了汉帝国。这种建国方式,直接决定了汉帝国不得不在权力分配上实行“三权分立”:以皇帝为代表的汉朝宫廷,以刘氏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以及由军功人士所把持的汉朝朝廷,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这一平衡关系首次被打破是在公元前1 80年。

这年八月,62岁的吕后病逝,随后即发生了所谓的“诸吕作乱”。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这场危及刘氏皇统的诸吕之乱,最后在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军功元老集团和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刘氏皇族的通力合作下得以平息,吕氏势力也在血雨腥风中被连根铲除。汉少帝以非刘氏子孙而被废弑,军功元老集团商议后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这一过程,史称“诛吕安刘”。

但这些说法,统统都是谎言。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里记载,吕后二年(前1 8 6年),汉帝国有过一次以军功爵级别高低为标准的大规模田宅重新分配。据出土文献记录,爵位最高的彻侯可食邑、受105宅,没爵位的庶民只受田一顷、一宅。

虽然赐田宅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有军功爵者——按规定,没有军功爵的公卒、士伍、庶人也都能赐一宅和田一顷,甚至连判了轻刑的司寇和隐官也能受半宅和田50亩,可以说涉及了全国的百姓(重刑犯和奴隶除外)——但是,这一政策的侧重点仍然指向军功爵位的拥有者们,尤其是卿级以上的军功爵拥有者(吕后二年,曾有政策将二十级军功爵划分为四大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和小爵),对这批人的田宅赐予数量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如卿级军功爵位当中最低级的左庶长,按律竟然可以受田74顷和74宅。

高祖五年(前2 0 2年),刘邦曾有过一次针对军功将士吏卒的全国财富大分配,其范围涉及全国16%-20%的人口和全国40%左右的土地。16年后,吕后主持的这次主要面向军功爵位拥有者的田宅赏赐,规模虽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但其所赐予的田宅数量仍然相当惊人,在西汉历史上,可谓前有古人,但绝对后无来者。 和高祖五年的全国财富大分配的目的一样,吕后此次大规模的田宅赏赐,同样也是为了换取相应政治力量的支持。

汉初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里的官吏,大多数带有浓厚的军功色彩。史书对此多有断语,“吏多军功”、“公卿皆武力功臣”、“公卿皆军吏”,类似的描述在《史记》、《汉书》中极多。据统计,从高祖到文帝末年的近半个世纪里,汉初军功出身人士始终在三公九卿、诸侯王国的相,以及地方郡的太守三者人数总和中维持着50%以上的占有率。也就是说,参与汉帝国创建的军功集团始终对汉帝国的中央及地方政务,拥有着强大的支配力量。这种支配力量,也是刘邦当年在“白马之盟”里予以认可的。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吕后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对军功爵位拥有者们赐予田宅。惠帝新丧,吕后称制伊始,获取支配帝国中央及地方政务的强大军功集团的支持,拉拢以军功起家的文臣武将及各级官吏,自然是首要之务。

高后二年是吕后以女主“君临天下”的关键之年,能否获得军功集团的支持,对其女主生涯能否维持下去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在此前后,吕后还采取了许多其他笼络军功集团的措施——譬如在政策上再次重申侯国世袭和以侯功定朝位的制度;譬如追封刘邦时代遗漏未封的功臣,使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无一遗落。

也是在高后二年,第二代郧侯(即萧何)无后,按例国家应收回所封侯国,吕后却将萧何夫人封为郧侯,又封其少子萧延为筑阳侯,使侯功第一的萧何得以不绝祭祀。 同年,吕后还下诏说,为避免功臣事迹因时间流逝而湮没无闻,“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刘邦当年曾议定了萧何、曹参等十八侯的位次,吕后则下诏尽列所有功臣侯们的位次。吕后希望获得军功集团支持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在对军功阶层实施大规模封赏之前,吕后已经成功完成了对汉代“宫廷势力”的组建。

但在刘邦生前,宫廷势力的组织结构一直相当松散,甚至可以说近乎于无。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刘邦常年征战在外,甚至连宫殿建筑的大致落成也一直拖延到了高祖七年。也就是说,在刘邦时代,“三权分立”中的宫廷势力,并没有形成制度化运作,宫廷权力的强大,严重依赖于刘邦的个人威望。这一阶段,宫廷禁中与政府外臣之间并无隔绝之感,譬如将军卢绾即经常“出入卧内”。高祖十一年,更是发生了樊哙闯宫,指责刘邦不与外廷大臣们议事的事情。刘邦之后,这类外廷大臣闯宫之事在汉代再也没有发生过。

刘邦去世后,惠帝即位,吕后执掌宫廷达15年之久。吕后的个人威信无法与刘邦相提并论,在巩固宫廷势力方面,自然要寻求体制化的帮助。所以史书记载:“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也就是说,吕后当政期间,政令一概在内廷运作,这种运作模式,自然需要成熟的制度支撑。

吕后对内廷势力制度化的依赖,突出表现在她对内廷控制权的谋求上——惠帝登基伊始,吕后即以兼有刘、吕两家之亲的刘泽取代郦商担任卫尉,负责长乐宫、未央宫等内廷宫殿的防卫工作——刘邦去世时,郦商曾反对过吕后诛杀军功大臣的计划。稍后又任命陈平为郎中令,命其长期侍奉惠帝——在外廷大臣们中间,陈平素来是军功集团中的边缘人物;陈平迁任丞相后,吕后又起用吕氏旧部冯无择担任郎中令。也就是说,在内廷重要职位的人事任免问题上,吕后一直致力于起用非军功集团之人,至少也得是军功集团中的不得志之人。

吕后宫廷势力的正式成型,是在惠帝去世之后。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惠帝死后发丧,“太后哭,泣不下”,张良之子张辟强在内廷担任侍中,对丞相陈平谈及吕后“哭不悲”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惠帝没有成年之子,“太后畏君等”,并建议陈平主动提议让吕氏族人人官为将,执掌护卫宫禁的南北军,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张辟强既在内廷任职,为吕后所信任是毋庸置疑的;陈平则素以见风使舵、善于迎合着称。二人之间的这番商议,随即被付诸实施。

吕氏家族吕台、吕产、吕禄等人驻长安南北军为将,意味着吕后不但掌握了各宫殿的出入守备,完全控制了宫廷,而且还掌握了长安城内外出入的守备,控制了京城;甚至可以说,对长安城内的各级政府机构及军功大臣们也构成了一种威慑。

这种威慑效应的出现,其实恰恰表示汉高祖白马之盟中的“三权分立”再次获得确立——因高祖之死而迅速衰弱的“宫廷势力”,在吕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再次恢复重建,而且,其影响力并不逊于刘邦当年的个人威望。 用今天的话来讲,白马之盟其实是组建吕氏集团的“法理依据”。

吕后一方面以各种物质赏赐(赐田宅)和精神赏赐(排座次)大力笼络军功集团,另一方面又积极组建、培植成熟的宫廷势力,使其与军功集团相抗衡。这种两面手法并没有超出刘邦“白马之盟”的范围——既依靠又制约,可谓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的结果却在吕后死后酿成了一场流血政变。传统史书一向将之归结为吕氏外戚与刘氏皇族之间的冲突,而军功元老们则在关键时刻支持刘氏皇族取得胜利。尤其是军功元老集团的首席代表周勃,更是在史书里留下了“安刘必勃”的美名。

关丁吕氏作乱,危及刘氏皇统——“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的依据,传统史书如《汉书》始终强调以下三点: 一、前后诛杀三位赵王和废除少帝,残害刘氏皇族。

二、封吕氏为王,破坏白马之盟。

三、诸吕擅权,把持宫廷试图作乱。 第一条显然是不成立的。三位赵王中,刘如意被杀是因为其威胁到了汉惠帝的地位,而关于刘友、刘恢之死,清朝史学家赵翼早就指出:“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意思是说,刘友、刘恢也是潜在的反吕势力。废除少帝则是因其对吕氏抱有怨恨之心,屡言“我未壮,壮即为变”,吕后恐其为乱,故将之幽禁在永巷之中。也就是说,吕后杀三位赵王和废少帝’,本只是刘氏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涉及以吕氏取代刘氏皇统。

在白马之盟的“三权分立”当中,诸侯王集团的最大作用在于制约军功集团势力。吕后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将诸侯王集团推向军功集团。事实上,吕后对待刘氏宗室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血缘的亲疏,疏远者多遭打压,亲近者则往往受到扶持。但总体上,扶持诸侯王是吕后执政时期的主流政策。

当时“诸侯大王无过齐悼王”,齐悼王刘肥是刘邦庶子,在惠帝面前常以兄长自居。吕后对此颇为不满,先后迫使刘肥献出城阳、济南、琅邪三郡。不过,与军功集团不同,刘氏诸侯王毕竟是“自家人”,是制约军功集团最重要的力量,吕后对诸侯王的措施,既要有所防备和限制,同时也更需要团结和利用。所以,吕后一方面连削齐国的封地,另一方面又封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并让他们进入长安担任宿卫工作,视若心腹。与诛杀三位赵王和废除少帝形成对照的,是吕后同时还分封了刘氏八王七侯,并抚养了淮南王刘长。军功集团指责吕氏欲尽灭刘氏皇族,显属诬蔑。

第二条,分封吕氏为王,就事实而言并无太多可辩余地。高祖十二年三月,刘邦曾经与军功大臣以及诸侯王们歃血为盟,约定“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吕后分封吕氏为王,始终被当成吕氏阴谋取代刘氏的铁证。

但需注意的是:吕氏封王的背景,是吕后称制,以女主“君临天下”之后发生的事情。称制,解决了吕后政治生涯中至关紧要的名分问题——此前,汉惠帝在位,虽然内廷一应事务全由吕后处置,但毕竟惠帝才是国家名义上的最高元首——称制之后,吕后即成了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将吕后编入《本纪》序列。

注意到这一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的这一段记载: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日:“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大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日:“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

周勃等人的推论,不能说没有道理——高祖做国家元首,可以封子弟为王;自然,吕太后成为国家元首,封子弟为王并无不可。吕氏封王,自然也上升不到取代刘氏皇统的“高度”。 最重要的是,同样是《史记》,在《荆燕世家》中,司马迁留下了诸吕封王的另一种情形——立吕氏为王,本就是由大臣们首先提出来的。这显然与《吕太后本纪》中的描述完全相反。

若考虑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一个常规习惯——敏感、不便于在传主本传里直说的史实,往往会故意保留在其他相关传主的传记当中——那么,《荆燕世家》里的说法,极可能才是事情的真相。 第三条,诸吕把持宫廷这一点确实不假,但欲作乱造反,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据《史记》记载,吕后临终,曾告诫吕产、吕禄,自己死后大臣们可能会发动政变,所以要求二人“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反倒是吕氏集团担心军功集团作乱。 另有许多迹象也表示吕氏集团在吕后死后没有任何作乱迹象。如郦寄受军功集团胁迫,前来劝告吕禄放弃长安的北军时说:“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日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倘若吕氏集团果然已有作乱计划,自然不可能答应放弃军队控制权,又何来犹豫不决之说?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说:“诸吕之败,正由其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吕氏集团的失败,恰恰败在他们没有任何取代刘氏皇族的计划,如果有计划,就不可能被军功集团和刘氏皇族集团打一个措手不及,最终遭遇灭门之祸。

军功集团为何急于消灭吕氏集团 既然吕氏集团并无危及刘氏皇权的迹象和愿望,那么,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即公元前180年的这场血腥政变,是由军功集团一手导演的。

许多迹象显示,军功集团也确实早有预谋。吕后称制期间,陆贾“病免家居”,陈平任相而不治事,日夜饮醇酒戏妇人。然而,这些军功大臣们“常燕居深念”,彼此交通。史载,陆贾在拜见陈平时,就谈及富贵至极的陈平的心中忧虑:“不过患诸吕、少主耳。”他为陈平“画吕氏数事”,促使陈平与周勃“深相结”。陈平再送给陆贾车马钱财,使他“游汉延公卿间”,暗中把功臣们团聚起来,阴谋策划“反吕”。

问题是:吕氏集团既然没有取代刘氏的意图,那么,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王们联合起来“反吕”的目的到底何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西汉初年中央政府的基本人事状况,尤其是政府领袖——丞相们的基本人事状况。

从汉高祖开始,到汉景帝为止,依次担任丞相的有:萧何一曹参一王陵一陈平一审食其一吕产一周勃一灌婴 张苍一申屠嘉一陶青一周亚夫 刘合一卫绾。 从萧何到申屠嘉,清一色都是汉初军功集团的第一梯队元老,只有吕产牵涉到“诛吕安刘”政变当中,是个例外。然后从陶青到刘合,已经是汉景帝时代,军功集团元老们已被岁月消耗殆尽,这三位是军功集团第二代。卫绾,则是汉代第一个非军功出身的丞相。

这当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规律:汉朝初年,丞相按惯例只能由军功集团中的人担任,非军功集团中人不得为相——即便是老一辈功臣们差不多死光了,这个规律仍然在发挥作用,景帝年间,功臣二代们世袭担任丞相。

此外,还有一个规律也值得注意——汉代初年的丞相人选,既然限定在军功集团内部,那么,很自然地,谁能够担任丞相,往往也取决于军功的高低。 萧何追随刘邦期间,长期在后方担任文官工作。由于刘邦的个人干预,其军功在列侯当中排名第一。萧何担任汉朝第一任丞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据《汉书·曹参传》记载,曹参在齐相任上,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告含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诏令未到,曹参即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去长安,原因也正在于汉初丞相的任职资格取决于军功的高低。曹参身经百战,依军功本来排名第一,因刘邦个人干预而屈居第二。如今萧何已死,曹参认为丞相已非自己莫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到了吕后时代,将丞相一分为二,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在军功列侯中排位12,早年刘邦还曾以兄事之,其出任丞相,是符合游戏规则的。陈平排位比较靠后,在第47位,他能够登上相位,一方面因为出身军功集团,另一方面也和吕后的信任和提拔分不开。高祖白马之盟约定下的“三权分立”,各级政府部门一直都是军功集团的禁脔,吕后以亲近自己的陈平担任右丞相,已流露出了宫廷势力渗透政府部门的迹象,但毕竟王陵、陈平均出身军功集团,这一人事变动,仍在军功集团的容忍之内。

真正的危机出现在吕后临终之际的人事安排,“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以吕产为相国”。吕产是吕后兄长吕泽之子,从吕后元年开始,一直执掌南军,负责宫廷的警备工作。吕产以外戚身份出任相国,完全打破了汉初以来只有军功集团人士才能够担任丞相的惯例,严重破坏了白马之盟中的“三权分立”,必然被掌控政府力量的军功集团视作宫廷力量向政府部门的渗透。

这才是前180年军功集团发动政变,诛杀诸吕的真正导火索。吕产也由此成了西汉早年唯一一个被杀身亡的丞相。

文帝即位后,吸取吕后晚年教训,宫廷势力的触角彻底从政府部门撤出,并恢复了丞相只能由军功集团人士担任的惯例。丞相一职也再次改为一人担任,先后有功臣排名第四的周勃和排名第九的灌婴担任。灌婴死后,由排名第65的张苍继任。张苍为相15年,退休后由申屠嘉接任。申屠嘉的出身与之前的军功人士稍有不同——虽同为军功人士,却是从下层普通士兵一步步爬上去的。文帝选中申屠嘉做丞相,也是迫不得已-《汉书·申屠嘉传》记载:“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日:‘恐天下以吴私广国。’久念不可。”文帝中意窦广国之才,但窦出身外戚而非军功集团,这使其犹豫不决,最后,因为“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文帝只能谨慎地选择军功出身的申屠嘉。

申屠嘉死后,第…代功臣彻底消失,但惯例仍强势存在。汉景帝前期所任命的三位丞相都出自功臣二代。直到景帝末年卫绾的出现,这一惯例才被打破。 应该说,非功臣不侯,非刘氏不王,非军功不相,在汉高祖刘邦的白马之盟里是三位一体的。尤其是非军功不相,它所保证的是军功集团对汉朝政府部门的支配权。吕后临终决定以外戚吕产为丞相,正是在挑战军功集团的这种支配权。这一点,是军功集团绝对不能容忍的。

也就是说,所谓“诛吕安刘”,实际上不过是军功集团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家行政权力方面的垄断权,而对外戚吕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治突袭。军功集团作为胜利者,在掌控了话语权之后,对汉代初年的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最终被推上前台的矛盾双方,成了“刘”“吕”之争。军功集团则在这种对历史的删改中占据了道德高度——“诛吕安刘”。

杜撰出来的刘邦:“安刘必勃” 军功集团针对吕氏集团的政变中,刘邦“安刘必勃”的预言成为“现实”,周勃暴得大名。

“安刘必勃”的典故出自《汉书-高帝纪》。高祖十二年,刘邦平英布,被流矢所中,病危,吕后问计:“‘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日:‘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日:‘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这份遗言的真实性相当可疑,最大的疑点是年龄问题。

刘邦死时63岁,这个是确知的。而王陵“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王陵的年纪应该大于刘邦。虽然不能确切知道曹参的具体年龄,但肯定大不过刘邦。凶为在曹参所参与的战争中,常有身先士卒,斩敌大将的记录,战场上如此活跃,年纪自然不会太大,刘邦去世时,曹参应该还是壮年。 疑问显而易见:吕后问丞相继承人选,刘邦给出的答案是萧何死后,曹参继承,曹参死后,王陵继承。但王陵的年纪大曹参甚多,刘邦又怎么知道曹参肯定会比王陵早死?作为遗言,岂可如此不靠谱不负责任? 关于周勃“安刘”的另一段记载同样相当可疑。《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日:“高帝刑白马盟日‘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日:“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 罢朝后,王陵指责两人没有在白马之盟这个原则性问题上有所坚持,陈平、周勃却反驳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这不但昭示了陈平、周勃二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显得二人相当深谋远虑。

和刘邦“安刘必勃”的遗言一样,这段话其实也是军功集团在掌握话语权之后杜撰出来的。首先,周勃、陈平既然如此“深谋远虑”,怎么可能当面不以白马之盟廷争,下朝后反如此轻佻地向王陵吐露心迹,岂不怪哉!其二,此次事件之后七年,陆贾去见陈平,陈平反忐忑不敢相见,及至陆贾主动挑明谋划诸吕的来意,陈平才接受其建议,以500金为周勃做大寿。此后,周勃、陈平二人才慢慢走到一起——在此之前,周勃还曾有过谗言陈平的“不良及来源”。若他们真的和王陵之间有这么一段“深谋远虑”的对白,则意味着二人早已是一条战壕的同志了,又何须多年后再由陆贾来穿针引线?

事实上,对于“诛吕安刘”这一谎言,当时就有不少人看出它不过是军功集团的一场政治阴谋。当军功集团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时,代王郎中令张武即认为功臣迎立代王事不可信,并说道:“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代王为名,实不可信。”刘恒及薄太后也觉得可疑,没有立刻动身,而是先派了亲信宋昌去长安探听虚实。袁盎还曾对文帝说过:“陛下从代乘六乘驰不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可见政变后由军功集团控制的长安,在刘氏皇族眼中,形势何等险恶。刘恒即皇帝位当晚,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将南北军收归己有,对周勃这些军功大臣们的疑忌显而易见。

吕泽军团:在汉朝建国史中被彻底抹杀 军功集团在政变中获胜之后,还大规模地删改吕氏在汉朝建国大业中所立下的巨大军功。以至于吕氏集团留在史籍中的形象,与一般的靠裙带关系崛起的外戚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但史实是,在当时,吕氏并不仅仅只是外戚,同样也属于军功阶层。当然,吕氏及其麾下的军功集团与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军功集团存在很大区别——前者是吕氏的军功集团,后者则是刘邦的军功集团。 吕氏军功集团的存在,缘于在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吕氏一直都维持着一支相对独立的部队。

吕氏部队的领袖是吕后的兄长吕泽。关于吕泽的功绩,《史记》只留下了一句话:“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具体战功则完全没有记载——这些都是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军功集团胜利后删改史料所导致的结果。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东武侯郭蒙“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悼武王就是吕泽。既然郭蒙的部队归属于吕泽,吕泽是带兵将领就毋庸置疑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这正好说明吕泽率领的其实是一支独立部队。因为依据《史记》的写作惯例,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是属于刘邦的。郭蒙既然特别被标示出来,很明显他不属于刘邦,而属于吕泽。

周骋先生撰有《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绩考证》一文,专门就吕泽军的编制,及其在汉代建国大业中所立下的军功做了详细考证: 吕泽军成立于反秦战争早期,很可能与刘邦部队组建同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多次提到的二队,或许指的就是这支部队。

吕泽部可以确认的部属,有阳都侯丁复、曲成侯蛊逢(《汉书》作虫达)、东武侯郭蒙、都昌侯朱轸、博成侯冯无择、俞侯吕它之父、成陶侯周信。不能完全确认的有雍齿、信武侯靳歙、汾阳侯靳疆、阳陵侯傅宽、阳夏侯陈稀。

雍齿为吕泽部下的理由是,他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邦阵营,此前曾背叛刘邦,刘邦始终对他的背叛耿耿于怀,有这层纠葛,雍齿不可能直接加入刘邦部,所加入的多半是刘之盟军吕泽部。

靳歙、靳礓、傅宽等为吕泽部下的理由是,这些人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法与刘邦部队的活动情况相吻合,多是刘邦部队没有到过的地方。相反,最可能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正是吕泽军。

另外一些有可能属于吕泽军的汉初功臣,还有广严侯召欧、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梁邹侯武儒、成侯董渫、贳侯吕元、海阳侯摇毋馀、肥如侯蔡寅、河阳侯陈涓、柳丘侯戎赐、故城侯尹恢、任侯张越、棘丘侯襄、阿陵侯郭亭、绛阳侯华无害、东茅侯刘钊、斥丘侯唐厉、安国侯王陵、厌次侯元顷、朝阳侯华寄、磨侯程黑……大略三十余人。

将这批人划归吕泽部的理由不是很充分,推测成分比较大。但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这些人所受的实际封赏并不少,但史籍中却没有明确的战功记载。这很可能与已确定属于吕泽部的丁复的情况是一样的——《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7800户,由此可知此人的功劳肯定在樊、郦、滕、灌等人之上,然而,居然除《功臣表》外,再见不到其到底有何功绩。可以肯定,丁复在反秦战争中极有作为,之所以在史册中找不到他的任何功绩,无疑,是吕氏败亡之后,作为吕泽旧部的他,留在史册里的描述遭遇了删削。

此外,吕泽军所参加过的战斗,能够确定的比较重要的有:汉元年定三秦之战,(朱轸)擒翟王;(朱轸)汉二年破废丘,擒章邯之战;汉二年击彭城时攻占下邑,史称其将兵先下砀,估计参加了定陶之战;汉三年与项羽战于下邑,失利;参加荥阳保卫战,失利;(郭蒙)汉三年敖仓守卫战;(丁复)汉四年击龙且之战;(丁复)汉四年破项羽军叶;估计也参加了最后对项羽的围歼。但吕泽本人可能没有参加汉二年破废丘之战,因为当时其将兵据下邑,而项羽于此年末或下一年初占领下邑。

可惜史料缺失太多,关于吕泽军的具体面貌,已不太可能完整复原,但单就其部将如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即可窥见吕泽军所立军功之大,用周骋先生的话说:“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

如此,回过头来再看公元前1 80年的这场“诛吕安刘”事件,也许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解释——它不仅仅只是军功集团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家行政权力方面的垄断地位而发动的一场政变,甚至还有可能是刘邦系军功将领与吕氏系的军功将领之间的权力纷争——在刘邦先后瓦解了韩信系、彭越系等军事山头之后,显然,吕泽系已经是实力仅次于刘邦嫡系的一个军事山头。刘邦晚年有意更换太子,未尝没有抑制吕系势力的用心,而最后没能成功,也很可能跟吕系山头的强大有关系。

可惜的是,军功集团彻底摧毁了吕氏集团,吕泽军团的真实面貌,也从此被彻底湮没在了时光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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